孟子说“君子所以与一般人不同就在于他们所存之心君子把仁存于心

孟子说：“君子所以与一般人不同，就在于他们所存之心。君子把仁存于心，把礼存于心。仁人爱护别人，有礼的人尊敬别人。爱护别人的人，别人也常爱护他；尊敬别人的人，别人也常尊敬他。这里有个人，他对我蛮横无理，那君子一定会反躬自问：我一定是不仁，一定是无礼，否则这样的事怎么会发生？要是自问做到了仁，自问做到了有礼，而那人还是那样横蛮，君子一定再反躬自问：我一定是不忠。要是自问做到了忠，而那人横蛮如故，君子只好说：‘这不过是个狂妄的人罢了，像这样，那与禽兽又有何区别？对禽兽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？’所以，君子有终身的忧虑，没有突发的担心。至于所忧虑的事是有的：舜是人，我也是人；舜能成为天下人的榜样，且可流传到后世，而我还不免是个乡里的普通人，这才是可忧虑的事。忧虑又怎么办呢？要做到像舜一样罢了。至于君子所担心的事就没有了。不合于仁的事不做。不合于礼的事不干。如有什么横祸飞来，君子并不担心。”

　禹、稷当平世，三过其门而不入4孔子贤之。颜子当乱世，居于陋巷，一箪食，一瓢饮，人不堪其忧，颜子不改其乐，孔子贤之4孟子曰：“禹、稷、颜回同道。禹思天下有溺者，由己溺之也；稷思天下有饥者，由己饥之也，是以如是其急也。禹、稷、颜子易地则皆然。今有同室之人斗者，救之，虽被发缨冠50而救之可也；乡邻有斗者，被发缨冠而往救之，则惑也；虽闭户可也。”

稷：周的始祖弃，舜时为农官。稷无“三过其门不入”传说，杨伯峻引杨树达语曰：“本禹事而亦称稷。”

颜子事，见《论语·雍也》。

被发：披着头发；缨：系帽绳；缨冠，连绳带帽一起套在头上。

禹和稷处太平时代，三次经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，孔子称赞他们。颜渊生当乱世，住在狭小的巷子里，一筐饭，一瓢水，别人受不了这样的清苦生活，颜渊却不变他内心的快乐，孔子也称赞他。孟子说：“禹、稷和颜渊行事的道理是相同的。禹心想天下有淹入水中的人，如同是自己使他们淹入水中一样；稷心想天下有挨饿的人，如同是自己使他们挨饿一样，所以他们会如此急迫。禹、稷和颜渊如果互换一下位置，态度也都会一样的。现在假定有同室的人互相斗殴，那就一定要去救他们，哪怕是披头散发就匆忙顶着帽子、连帽带也不结就去救都可以。要是乡里邻人互相斗殴，也披头散发就匆忙顶着帽子、连帽带也不结就去救，那就未免太糊涂了；这时，那怕关起门也是可以的。”

　公都子曰：“匡章，通国皆称不孝焉。夫子与之游，又从而礼貌之，敢问何也？”

孟子曰：“世俗所谓不孝者五，惰其四支，不顾父母之养，一不孝也；博弈好饮酒，不顾父母之养，二不孝也；好货财、私妻子，不顾父母之养，三不孝也；从耳目之欲，以为父母戮5四不孝也；好勇斗狠，以危父母，五不孝也。章子有一于是乎？夫章子，子父责善而不相遇52也。责善，朋友之道也；父子责善，贼恩之大者。夫章子，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？为得罪于父，不得近，出妻屏子，终身不养焉。其设心以为不若是，是则罪之大者。是则章子已矣。”

从：通“纵”；戳：羞辱。很：同“狠”。

不相遇：合不来。

公都子说：“匡章这个人，国中之人都说他不孝，老师却跟他交游，且对他相当敬重，请问这是为什么？”

孟子说：“世俗认为不孝的行为有五种：四体不勤，不管父母的奉养，是一不孝；嗜好下棋饮酒，不管父母的奉养，是二不孝；贪好钱财，偏爱自己的妻室儿女，不管父母的奉养，是三不孝；放纵声色的欲望以至于犯罪，使父母蒙受耻辱，是四不孝；专逞血气之勇，喜欢逞勇斗殴，以至于连累父母，是五不孝。章子有一项这样的行为吗？章子不过是由于父子之间以善相责，把关系弄僵了。以善相责，本是朋友相处的准则；父子之间以善相责，是最容易伤害感情的事。章子难道不想有夫妻、母子的团聚吗？因为得罪了父亲，不得和他接近，自己只好赶走老婆，疏远儿子，终身不受他们的奉养。他的用心是认为，不这样做罪过更大。章子不过如此罢了。”

　曾子居武城5有越寇5或曰：“寇至，盍去诸？”曰：“无寓人于我室，毁伤其薪木。”寇退，则曰：“修我墙屋，我将反。”寇退，曾子反。左右曰：“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。寇至，则先去以为民望55；寇退则反，殆于56不可。”沈犹行57曰：“是非汝所知也。昔沈犹有负刍之祸5从先生者七十人，未有与焉。”

子思居于卫，有齐寇。或曰：“寇至，盍去诸？”子思曰：“如伋59去，君谁与守？”

孟子曰：“曾子、子思同道。曾子，师也，父兄也；子思，臣也，微也。曾子、子思易地则皆然。”

武城：鲁国邑名。

有越寇，杨伯峻《孟子译注》说：据《左传》哀公二十一年以后吴鲁越鲁关系史的记载，武城一带是和越灭吴后疆界犬牙交错之地，越寇来去甚易。

先去以为民望：是说百姓看了会仿效这种行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