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西商人。山西商人也称晋商，其中以祁县、平遥县、太谷县、榆次县的商人最为活跃。晋商的崛起是从明朝初年开始的。明初在北方的边防上，驻扎着大量的军队，为了供应其军需粮饷，明政府因财力、物力有限，就实行了一种叫做“开中”的办法。这个办法就是利用商人把军队所需要的粮食运到边防，然后由政府给商人贩卖食盐的权利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开中法”。山西从地域上看接近于边防，因地利之便山西人纷纷投入到“开中”的活动之中，其中有一部分人便发达起来，成为富有的大盐商。晋商就是从这时候开始，以经营盐业壮大起来的，以后他们又逐渐地扩展业务，如贩卖丝绸、铁器、茶叶、棉花、木材等。经过长期的经营和积累，晋商的财力不断壮大，非常富有。

徽州包括歙县、休宁县、婺源县、祁门县、绩溪县、黟县。徽州是一个峰峦重叠、烟云缭绕的山区，因地少人多，地质又非常的贫瘠，所以一些人便外出谋生，即经商。明朝人王世贞说过：“徽俗十三在邑，十七在天下”，就是说徽人从商者十居其七。徽州商团的形成也是从明朝开始的，后来就成了南方最具实力的大商团。有人说：“商贾之称雄者，江南则称徽州。”徽商主要经营的也是盐业，明清时期全国最大的盐场——两淮盐场，就被徽商所把持着。另外，他们也经营茶叶、典当、木材等行业。其活动的范围也是很广的，所谓“山陬海涯无所不至”，甚至远涉重洋，经商异国者也不乏其人。徽商从明初到清末兴盛几百年，积累的财富也是惊人的，所谓“上贾”有“藏镪百万”者，“中贾”四五十万，“下贾”也有二三十万。

陕西商人。陕西商人也称秦商，和山西商人有“山陕商人”、“秦晋大贾”的并称。陕西商人的起源也和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。其地处于中国西北和东南之间的中心，西人陇蜀，东走齐鲁，其特产有驴马牛羊、旃裘筋骨，往来交易，莫不得其所欲，所以西北地区的贸易，多由陕西商人进行。另外，陕西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投入到“开中”活动中，运粮贩盐也是促进陕商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其活动的范围、经营的主要业务和山西商人差不多，在一些史料中，秦晋商人一起活动的记载很多，不愧为西北地区的一大商人团体。

福建商人。福建商人也称闽商。福建地处沿海，海上贸易非常发达，与亚洲其他国家来往甚为密切。这样一种环境，使得福建人能够擅海舶之利，投入到海上贸易中去。其中以漳州、泉州人经营海上贸易者为最多，在漳州有的一个村落的人全靠海上贸易谋生；泉州也是整村的人出海经商，或以家庭为单位，或以乡族关系组成船队一齐出海。其活动的范围“西至欧罗巴，东至日本之吕宋、长崎”(王胜时《漫游纪略》)。因此，福建海商积累的资本实为不少，也有“富甲天下”的称誉。

江苏商人。江苏商团以洞庭地区的商人最为突出。洞庭商人出生于太湖中的洞庭东西两山一带，这一带地区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交通主要是水路，河湖港叉，四通八达，十分便利，所以当地人“以舟楫为艺，出入江湖，动必以舟”。太湖通过其周围的河流，沟通了洞庭东西山与外界的联系，为洞庭人从事商业活动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。

洞庭东西山物产非常的丰富，有各种桑树、果树、茶叶，盛产桃、梅、桔等水果，这些特产，除少量自用外，绝大部分作为商品投入到市场。有了便利的交通和丰富的特产，洞庭人便大量地从事于商贸活动，所以出现了洞庭商人“行贾遍郡国，滇南，西蜀，靡远不到”的情景，他们善于货殖，善于经营，在江湖上形成了“钻天洞庭”的说法，显示出他们经商的本领，由此也构成了他们在明清商界的有力地位，成为较有影响的地方商人集团。

以上各地商人集团，都是以地域关系结成的，晋商以祁县、太谷县、平遥县、榆次县为主；徽商以歙县、婺源县、介宁县、黟县、祁门县、绩溪县为主：福建以漳州、泉州为主；陕西以关中为主；江苏以洞庭为主等等，在这些地区，全村的甚至全县的经商已经形成了风俗，所以在这些地区，从小随父随兄学习经商的情况非常多，经商已成为这些地区的习惯和传统。同一地区的人，一同外出经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。

商人的经营手段

中国古代商人的经营手段是很多的，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实践，形成了一系列、一整套的经营办法，为商业史留下了丰富的内容，为后世的商人提供了宝贵的借鉴。归纳起来，商人们常常使用的经营手段(也可称为经商之术)有以下诸种：